从宋代开始，中国小说的主流就一直运用白话文，为什么在黄遵宪与裘廷梁等倡导言文合一之时，林纾却以古文翻译小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为什么一个完全不懂外文的人却成为最大的文学翻译家？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用古文作短篇小说的不乏其人，但以古文作长篇小说的却是绝无仅有：以古文占领长篇小说的地盘，是小说真正登上大雅之堂的重要一步。因此，小说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是白话文小说受到文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就是文言小说对瞧不起白话文学的士大夫阵地的占领。如果说严复是以古雅的文言文去占领士大夫的思想阵地，那么林纾是以古雅的文言文去占领士大夫的审美与文学阵地，使士大夫无法将之视为小道而不予重视。林纾并非一对一地直译，而是根据小说的具体语境有所增删，林译小说的书名很少直译的，而是根据全书内容提炼出一个表意的书名，将Nicholas Nickleby译成《滑稽外史》（今译《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将Dombey and Son译成《冰雪姻缘》（今译《董贝父子》），将The Old Curiosity Shop译成《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将David Copperfield译成《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这种翻译方法在他对小说内文的翻译中也有所表现，所以林纾以优美的古文传神地翻译外国文学比直译外国文学更受刚刚接触外国文学的国人的欢迎。魏易脱离他独自翻译《双城记》，反而不如林译畅销。可以说在不同文明的接触之初，往往是以本文明的模子去想象另一文明。事实上，早期翻译的“豪杰译”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很多翻译比林纾的更出格，译者不但可以将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称谓等中国化；而且可以将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掉，随意增添原文中没有的文字，不时地扮成一位章回小说家的面孔站出来“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文化运动，一个翻译了200余部西方小说的人居然反对五四文学革命，说他没有看出西方的伦理与中国的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