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祖加强中央集权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唐末以来的几百年分裂割据局面至此结束了，宋太祖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消除了长期以来藩镇割据赖以存在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因素，稳固了国家政权，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但同时也应看到宋太祖所采取的加强中央集的一系列措施，产生了复杂的社会效果和深远的文化效应。首先，宋太祖建立的中央集权政治，上承秦朝君主专制的余绪，下开明清两代专制主义集权政治之先河，是中国封建社会集权政治的典型形态。其次，宋太祖改革军制所倡导的抑制武将、文臣统兵、兵将分离等措施虽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军队及地方的控制，但又就此埋下了宋朝“积贫积弱”的祸根，以致造成宋王朝虽拥有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了辽、西夏、金、蒙古(元)的侵袭。而地方权力分散，官员互相牵制，机构重叠，冗官滋生。又造成了一种低效率，不和谐行政运行机制，成为宋朝始终摆脱不掉的一个沉重包袱。凡此种种情形，还深入影响到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直接造就了宋代士大夫特定的文化意识。